近期，美国智库“防务优先”资深研究员詹妮弗·卡瓦纳吉（Jennifer Kavanagh）发表一份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其大胆明确的观点——华盛顿应将亚洲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在美国内外引发了巨大争议。观察者网摘取其中部分内容刊发后，也引来读者激烈讨论。
巧合的是，卡瓦纳吉9月中旬来中国参加“香山论坛”，随后到上海参观走访；借此机会，国际关系学者相蓝欣教授、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贾敏博士邀请她参加小型沙龙，探讨美国“战略收缩”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更进一步讨论当今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在此背景下中美如何相处。
贾敏博士跟观察者网分享了这场交流中的一些细节，有卡瓦纳吉对汹涌而来的“争议”感到压力巨大，也体验到来自中国民间的鼓励与善意；同时，双方在交流中存在分歧。
如何理解卡瓦纳吉的这份报告？贾敏特别提醒一点，报告并不意味着卡瓦纳吉“亲共”或“亲华”，她的立足点是美国自身利益，其中提到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主张并非报告核心。恰恰相反，美国军事力量如果真的启动从西太平洋后撤，可能会引发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
战略撤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如何既捍卫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又避免整个地区因为实力的真空而引发权力板块的碰撞，进而走向新的冲突，这是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话题。
战略界的争议，民间的善意
观察者网：贾老师您好。首先，想从您最近与美国“防务优先”智库学者卡瓦纳吉的交流说起。卡瓦纳吉9月10日发表的《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在美欧、包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线上阅读她的报告，与面对面交流的感受应该有所不同。您在与她的直接交流中，有没有捕捉到一些比较直接或微妙的信息？从中如何观察当前美国智库和学界对美国自身战略、亚洲及中国的立场？
贾敏：我之前就读过卡瓦纳吉的文章，但时间比较久远。最近与她建立联系，主要源于著名国际问题与思想史学者相蓝欣老师的推荐。
大约9月初的时候相老师告诉我，美国有一位重量级学者将在9月来中国参加论坛和访问，可能有时间到上海，问我是否愿意接待她，并安排一些活动。我想到自己张罗组织的“布足思想沙龙”，就决定邀请她来做一次分享。
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布足思想沙龙”是面向公众的思想文化交流平台，因为话题经常涉及中美事务，所以取了“美中不足”一词的双关谐音。卡瓦纳吉此次线下分享，正好是第三十期活动。
最初收到邀请时，她的这份报告还没有正式发表出来，当时只是觉得能够接待这样一位学者非常荣幸。报告发表后，我认真阅读发现，报告立论与当前美国智库和主流学界的观点有很大不同，非常大胆，甚至有点出格，但论点论据比较扎实，能够体现她严谨理性的研究功底。因此我对她的上海之行充满期待。
9月19日傍晚卡瓦纳吉抵达上海时，身体比较疲惫；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北京参加了香山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见了不少中方的专家学者。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我们减少了外出行程，主要安排她参加9月20日晚在书店举办的沙龙活动。作为一个民间沙龙活动，交流氛围更轻松，可以让她自由表达。
当时我们确定的主题，是从美国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视角出发，讨论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更进一步，讨论的是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如何相处。
这个话题引起了参与者的高度关注。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看到活动海报后，叮嘱我给她留位子。她的主业是经营一家业界知名的葡萄酒酒庄，对中美关系非常感兴趣。当天下午她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活动，向卡瓦纳吉提了很多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还送给她一套装帧精美的金酒礼盒。
另一位好友是资深的科技投资人士，当天在杭州听课，下午专程坐高铁赶回上海参加活动。期间，她注意到卡瓦纳吉喉咙不适，网购了润喉片，在交流时递给她。
这两个细节让卡瓦纳吉颇为感动。她没有想到中国听众会对她表现出如此积极的善意，愿意与她倾心交流，这让她对中国社会的多元与活力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当然，这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中美关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都有迫切的心情去交流，并试图把握未来可能的走向。
“布足思想沙龙”活动现场，左起：相蓝欣、卡瓦纳吉、贾敏 作者供图
我不打算在这里复述报告内容，大家在网上都读得到。但卡瓦纳吉在交流中坦承，《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发布后，自己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份报告在美国战略界引发很大争议。她多次提到“controversy”（争议）这个词。
海外媒体上不仅有对该报告观点的批评，也出现了针对她本人的攻击；其中有些言论已经越界，对她并不公平。我们在交流中通过不同方式给予她理解、支持和善意，希望她坚持自己基于研究得出的政策判断。
当然，卡瓦纳吉没有改变报告的观点，依然认为自己的判断和理念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倡议也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我认为这次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压力、争议与鼓励同时存在，我们也希望她今后能常来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美国社会发展及美国战略考量。增进这种互信，也会给她带来新的研究动力。当然，那天晚上的沙龙交流存在意见分歧，但这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进行坦诚、深入的对话。
我想这和她以往参加的战略界、智库界的讨论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平台，参加者有来自商界的，有来自科技界的，也有来自学界的，大家更多是从自身经验出发，以普通人的视角与她交流。希望可以让她感受到，政策研究不只是向上传递，也可以向社会传播，并从中得到反馈，这些反馈对她今后的研究和写作同样有积极意义。
比如经营酒庄的朋友就很坦率地说：“我从事消费类商业，当然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消费才能增长，生意才能做大做强，发展前景才能得到维系。”这是非常务实、诚恳的表达。
报告与卡瓦纳吉是否“亲华”不直接相关
观察者网：卡瓦纳吉在现场交流中有没有提到一些报告之外、值得关注的观点，让您印象深刻？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的讨论，已不局限于学界，普通大众也非常关注，因为报告发布时间恰好卡在中美高层交往、台海问题备受关注期间，因此讨论度迅速上升。
贾敏：阅读报告的开头，你会发现她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国防战略目的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主要是两点：第一，保护美国本土的安全利益；第二，保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商业和贸易利益。
这份报告的出发点很清楚，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它不是专门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的，而是为了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
从报告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到最后阐释，都不只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她在报告中谈到，美国可以降低与韩国的军事联系，从日本撤军、降低美日军事合作程度，从台湾地区撤出约500名军事人员，以及从菲律宾撤出相关军事人员和装备等等，这是一套系统性的战略倡议。
报告的根本宗旨，是在中国军力持续增长、美国难以维系一线军力，更多资源需要投入国内建设的大背景下，对美国的海外前沿军事部署做出战略性调整。她坚定认为，这才真正有利于美国的再次复兴与长远发展。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卡瓦纳吉“亲共”或“亲华”。她是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来写作的。不能因为报告中涉及针对台湾地区的某些主张，就认为她是“我们的人”。我们没必要过度渲染，更不必过度兴奋。恰恰相反，美国军事力量如果真的启动从西太平洋后撤，可能会引发一些我们目前尚未察觉到的后果，这是另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话题。
首先，对卡瓦纳吉要“去标签化”。她绝不是所谓“亲共反美”的学者，也不是所谓鹰派学者，而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80后”女学者。
其次，我们对其观点的理解远远不够，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去了解：一名美国智库学者为什么会对美国国防政策提出这样的批评和建议？只有在相对全面地理解之后，才能作出基本判断。如果只截取一个侧面或片段，就很容易出问题。
去年卡瓦纳吉到访中国时还默默无闻，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今年再来，已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很多人都希望与她交流。对于一名学者来说，突然站到聚光灯下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可能也会感到不适应。我们应当理解这种状态。
从“真相衰退”到撤出第一岛链
观察者网：您此前谈到这份报告时，关注点并不在“第二岛链”或台湾问题，而是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事实和真相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信任问题。我们曾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就讨论过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缺失”，如今您如何评估大国关系中“信任”这一要素？从与卡瓦纳吉的交流，以及对她研究成果的观察中，您是否找到了一些答案或证据？
贾敏：这就要回到大约七八年前的话题，也要回到卡瓦纳吉早期的研究。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卡瓦纳吉还在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员。她与时任兰德公司总裁的迈克尔·里奇（Michael Rich）共同完成一项名为《真相衰退》（Truth Decay）的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曾挤入当年奥巴马的暑期阅读推荐书单。
2018年卡瓦纳吉与兰德公司总裁迈克尔·里奇共同撰写的《真相衰退》报告
《真相衰退》与今天讨论的军事、外交政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更加关注美国社会自身出现的问题。
所谓“真相衰退”，是指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趋势：人们越来越难就事实和真相形成共识。其直接后果，就是公共舆论难以达成共识。既然无法就事实形成基本共识，社会便会进一步分裂、对峙、最终形成我们经常说的美国政治中的极化。在恶性循环过程中，美国公众、政府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失去信任的纽带。因此可以说，“真相衰退”直接导致美国社会的“信任衰退”（trust decay）。这是过往数十年间，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这次在和她交流时，我尝试把《真相衰退》与她今天对美国军事战略的研究联系起来，包括对北约和西太平洋战略的政策建议。我问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连贯的、历史性的逻辑。她回答说，你的理解是对的，两者确实存在联系。
现在大家只关注她最新的政策报告，却没有注意到，她过去的研究与今天的观点其实有很强的内在延续性。
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在第一岛链保持大量军事存在，就一定能够捍卫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但这一定是真相吗？这个共识一定成立吗？过去很少有人深入解释过这个问题。卡瓦纳吉通过研究发现，这种所谓共识的背后存在着多种利益交织。
《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的最后提出一个重要目标，希望美国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一个国家如果过度扩张，在前沿和边疆地区投入过多资源，必然导致国内资源被大量消耗，适当后撤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但美国国内有些力量不愿从第一岛链后撤，这背后有院外集团和利益共识，也存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游说，但这些真的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吗？
再举个例子，2022年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被一批智库专家和党派分子解读为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对台湾地区的坚定支持，但这个举动真的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吗？这是否一定代表公认的“真相”？
因此，“真相”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卡瓦纳吉事实上就是在拆解这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真相”。她试图告诉人们，如果无法形成基于事实的真正共识，就不可能清晰认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复兴也就无从谈起。我认为，她的见解应该得到重视，起码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并进行严肃论辩。
从上述思考轨迹来看，她通过对外交（国防）政策的研究及政策倡议，试图重建《真相衰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交流中，她对我的阐释非常认同，认为我理解了她在不同阶段研究工作的延续性。
从《真相衰退》到《亚洲“第二岛链”战略》，前者讨论国内问题，可以视为“特朗普1.0”的研究，后者分析对外政策，可以视为“特朗普2.0”研究，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外交政策源于国内政治，如果对国内政治没有清晰了解，就不可能对外交政策作出新的判断。
现在不少美国学者批评她“出卖美国利益”，事实上她并没有。很多年前，她就指出了美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我认为这些负面解读是不准确的。
中美关系是否存在窗口期？
观察者网：卡瓦纳吉在报告最后提到，为避免外界误解美军力量最终将如何配置，美国务必与中国展开广泛、持续的沟通，把部署调整置于两国已经定位的关系方向——即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整体框架之下。但报告也指出，这种调整不应被误解为美国彻底退出亚洲，美国还应重申其在亚洲的利益，同时说明有限的部署调整旨在稳定局势，而非撤出。
最近我们国内也在提一个概念，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这一内涵可能涉及哪些方面？卡瓦纳吉的报告是否也可以视作抛出的一个“球”——不一定原样照搬，但可以成为讨论丰富内涵的一部分？
此外，无论是这份报告，还是美国学者对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的讨论，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有些美国人是不是倾向于把当今中美关系的调整，视作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互动，例如军控和核武器谈判？您如何看待这种“类比”？
贾敏：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补充一点。
卡瓦纳吉提出，美国将部分军事部署撤至第二岛链，并降低对相关地区的军事承诺，这会改变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作关系。但其中有一点需要中国人保持警惕。
她提出，如果美国降低与日本的军事合作程度，例如将日美同盟降级为一般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或许可能拥有核潜艇、核武器等装备。这在中国看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会颠覆二战后亚洲的基本秩序，也会打破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安全格局，绝不可能被接受。
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目前没有自主核武器的主要就是韩国和日本。当然，美国的军事同盟承诺对日韩提供“核保护伞”，美国核潜艇有时会到韩国停靠，美国核动力航母也会进入日本相关基地。
一旦美国降低与日本的合作层级，日本可能会认为，自己作为地区大国，面对外部军事威胁，日本理应拥有核武器或核潜艇。这种推论所形成的后果，会对地区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只放大这份报告中关于降低美国对台湾地区军事承诺的内容，进而认为整份报告完全对中国有利，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必须非常严肃地讨论。
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围绕所谓“真相”展开讨论的空间，让不同方面都可以进入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再回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问题。中美双方在提出这一概念后，对此仍存在不同认知和理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战略稳定”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最早主要用于描述美国与苏联在核武器竞争领域形成的一种稳定状态。
20世纪60年代美苏进行了白热化的核武竞争。双方逐渐认识到，无止境的核竞赛最终可能带来相互毁灭，于是开始进行充分沟通，并建立热线等机制。在军事领域，双方逐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认知和互信。
因此，从美苏关系来看，“战略稳定”主要是围绕军事及核武器问题构建的，具有非常鲜明的冷战特征。当年这一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
但如果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简单类比，就会发现，当年美苏“战略稳定”的内涵远远不足以覆盖今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要包含的内容，甚至前者根本无法与后者匹配。尽管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我们要坚决反对简单套用当年美苏战略稳定的概念，来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
换言之，中美需要共同参与，至少应相互合作、共同丰富和增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性不同。具体而言，中美可以合作的内容非常多。例如，人文交流、青少年交往、地方合作等领域，相关合作已经在进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处于领先位置的大国，双方各有所长，距离也在不断缩小。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美方派出一些人员来中国考察交流，他们看到了部分情况，也有一些情况没有机会看到。试想，在美方宣称自己掌握巨大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要来中国考察？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和活跃，一些场景的应用可能超出了美方想象，因此美方迫切想要了解中国在做什么。可见，双方都存在交流的现实需求。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军事、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应用，确实已经带来重大隐患与风险，需要中美两国放下成见，坦诚交流。这种合作和对话非常有意义，未来一定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中美同样有合作空间。今年9月，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给中国、尼泊尔及其他国家民众造成伤害，其背后原因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人工智能在预防自然灾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能否在这个领域开展新的合作，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归根到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要为人类社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合作内容是否充足，关键是双方如何务实地把事情做下去，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地啃，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去实践，这比空谈“稳定”显然重要得多。
观察者网：事实上，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中美当下这种关系存在一定时间窗口。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过半，接下来要面对中期选举，而且现在也无法确定2028年之后美国政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当前相对有限的窗口期内，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优先丰富哪些内容？双方能否取得更大的确定性，让一些核心方向不至于因为美国政府更替而发生剧烈转向？
贾敏：目前最大的期待或者突破，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在5月的北京会谈中，中方领导人已经明确向特朗普总统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希望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特朗普当时也作出了一些回应。他曾提到，美国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且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此后，他一度推迟对台军售。
因此，中方在此次交往中，仍会就台湾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但表达方式也一定具有灵活度。
在当前窗口期内，我们希望本届美国政府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所谓军事承诺，也由此回到卡瓦纳吉报告中提出的问题。
她的观点能否转化为政策，我无法确定。但至少，这份报告相当于把“一头大象引进房间”，抛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观点，会引发很多涟漪，期待推动美国智库界和战略界展开一场大讨论。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开端。能否抓紧时间、加快讨论进程，还要看具体时机。毕竟，当前美国国内最大的政治议题是中期选举。如果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甚至失去国会两院多数席位，其后续施政将面临很大掣肘，政策走向也会充满不确定性。
但从中美关系长期发展来看，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而且必须努力处理好对华关系。中国的体量、实力和能力摆在这里，美国很难无视这一现实。
战略后撤极其复杂，更加证明中美必须保持沟通
观察者网：您刚才特别提醒，美国从第一岛链后撤，并不意味着局势一定会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它可能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对东亚地缘政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事实上，就在当下，日本、菲律宾与台湾地区之间的联动已出现加快趋势。
此前有俄罗斯学者在观网的评论中谈到，美国实力衰退及战略后撤，对国际格局和相关地区而言，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何通过中美合作，减少美国后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敏：我可以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解体和衰落，给世界留下了两个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一是英国撤出英属印度，使印度恢复自治，但英国同时推动印巴分治，按宗教因素划分印度与巴基斯坦。这埋下了南亚次大陆冲突的根源，直到今天南亚地区仍存在严重的地缘政治对立。
二是中东。二战后英国撤出中东地区，也遗留下很多问题。今天中东许多国家的边界、民族和宗教冲突，都与英国当年埋下的雷有关。从大的范畴来看，英国和美国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如果美国从二战后建立的秩序中往后撤离，整个东亚地缘政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国能够“填补”部分空白。但如果这一空白被日本、特别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后果就很难确定。
战略撤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必须进行全面、客观、严肃的讨论。我现在不能下定论，只能说这个问题需从长计议。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如何既捍卫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又避免整个地区因为实力的真空而引发权力板块的碰撞，进而走向新的冲突，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这也进一步说明，中美在某些事关全局、涉及地区重大安全与战略决策上必须加强沟通。我们前面说要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就意味着除了现有议题外，还要开展更丰富、多层次的交流。双方为此进行探讨甚至辩论，都是有必要的。
当然，中美关系也不是像现在有些媒体或智库所说的简单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大国之外，还有很多中等国家和小国，它们一定会发挥作用，甚至试图利用杠杆撬动大国之间的矛盾。大国要避免被一些小国利用乃至绑架。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挑起事端，其有恃无恐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认为背后有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相关防务合作机制。当然，美方会不断提醒菲律宾相关方面，不要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最终可能把美国和中国拉入直接对抗，代价非常大。台当局也是如此，存在利用外部力量谋取自身利益的意图。
但特朗普政府很清楚，它绝不会为了他人的一己私利而火中取栗，毁了刚刚与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信任成果。菲律宾的举动最终可能会沦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代交替，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观察者网：从卡瓦纳吉的成长背景来看，她出生于1980年代，这一代美国人经历过冷战后的全球化红利，也经历了“9·11”、战争和金融危机。从她的报告来看，有一个明显特点，她似乎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体现出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和典型的“MAGA”群体有所不同。
像卡瓦纳吉这样一批人，与目前仍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冷战一代”有何不同，会不会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作为旁观者，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立场？这是不是美国社会世代交替的一种表现？
贾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据我了解的情况，卡瓦纳吉是一名“80后”学者，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智库和研究机构工作。
那天在沙龙活动中，我们确实谈到了代际问题，包括美国“80后”与中国“80后”应当如何交流。她告诉我，过去三四十年，中国享受到了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总体比较稳定。但站在美国的角度，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基本上长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种战争状态始于“9·11”恐袭事件，此后经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接着又是金融危机、阿富汗撤军等一系列事件。
从卡瓦纳吉成长的时代背景来看，美国社会尽管总体保持了繁荣与稳定的态势，但同样存在“永久战争”状况，这种状况带给民众心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能被低估，这种状态对于理解这一代人的成长非常重要；他们生活在一个危机此起彼伏的时代，因此对时代变化的感知更加敏感，对过去荣光的怀念也更加强烈，当下的失落感，也会表现得分外非理性。
我过去一直在谈美国的代际问题。按照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世代理论，如果以大约80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可以分成四代人。第一代是“先知一代”（Prophet），他们通常出生在一个较好的时代开端，到了晚年可能成为领导者；特朗普可以被视为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之一。第二代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人，被称为“游牧一代”（Nomad）；他们享受了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但也比较迷茫，有时不太愿意承担责任。第三代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卡瓦纳吉这一代，被称为“英雄一代”（Hero）；他们青年时期的生活环境相对优渥，但进入中年后开始面对危机，不得不采取行动、应对挑战。第四代被称为“艺术家一代”（Artist），主要对应今天的“90后”和“00后”；他们可能成长于一个更加重视理念表达的社会环境中。
我对卡瓦纳吉说，中美两国的80后都处于所谓的“英雄一代”。今天，我们都在面临一些危机。中美两国的中年人和社会中坚力量，需要为这个时代提出自己的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与以往不太一样，甚至具有突破性，但既然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不妨勇敢大胆地提出不同见解。
我还对她说，今天美国政坛上也有一位“80后”，未来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她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在说万斯？”我说，是的。她说，自己对万斯也有不少批评和不满，认为万斯的观点有时会摇摆。
万斯资料图来源：AFP
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属于同一代人。今天“80后”正在进入社会主流，更准确地说，已经进入政策制定、政策倡议和公共发声的阶段。
在这个时代变化过程中，中美要倾听对方的观点，也要借助各种机会展开对话。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美两国“80后”的成长体验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在“9·11”之后进入长期战争状态，而中国进入长期稳定发展阶段；正因双方体验不同，彼此之间才更需要理解、沟通和交流。
这次邀请卡瓦纳吉参加“布足思想沙龙”，我自己受益也很大。我能从她身上感受到美国社会的一些躁动和不安，也能了解到她对一些问题的直接看法。反过来，我们也应以更加包容的态度，来理解美国社会深层次的不安和执念，为未来更有成果、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打下基础。
我一直认为，中美未来要努力形成一种“世代共识”——利益共识当然非常重要，但除此之外，能否形成世代共识也值得关注。例如，美国“80后”与中国“80后”，能否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共同看法？我们都在面对家庭、养老和生活压力，也都为此感到焦虑，双方能否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一些共识？中美年轻人，特别是“90后”和“00后”，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其实也很接近。他们通过小红书、TikTok等社交媒体互相借鉴，相互旅行，体验中国速度、中国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世代共识？
当然，年龄更大一些的“60后”和“70后”成长于另一个时代。当时的美国一枝独秀，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80后”见证了中美在某些方面趋于接近，“90后”和“00后”则看到中美在一些领域并驾齐驱。这种时代感和共识感，是其他世代无法体验的。
这种世代共识未来很可能成为、或者正在成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对话的重要基础，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持相对乐观态度。
采访者：同为“80后”，对您说的这一点有所共鸣。看卡瓦纳吉的报告，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美国学者为什么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写作，因为报告中列举了大量证据和数据。当然，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从报告中得到了某种满足，也不是给她贴上“亲华”标签，而是能否明白她的立场和逻辑。
贾敏：是的。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一些研究报告中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过度渲染，那是上一代学者比较惯用的论证方式。
世代的变迁确实会影响政策决策过程，只是这个因素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不同世代对时代氛围的感知力不同，共情能力也不同，因此共同行动的力度也会不同。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要重新出发，而且要从青少年和人文交流开始？这是有现实考虑的。
卡瓦纳吉确实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在美国国内被理解，但她现在面临的是压力；她回到美国以后，仍要与批评者辩论。她后来给我回信称，特别感谢我们组织这场沙龙并与她讨论，她也认为自己从中受益。这也再次回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同一世代能否形成共识？
我们组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一点没有必要讳言。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也希望美国变得更好、更强大、更富足。如果双方都在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和利益努力，反而可能形成一种良性共识。我们不需要简单地把对方当成“自己人”，我们只是期望能带有同理心去认识对方，共同进步，“和而不同”不是很好吗？
今天我们要“同情地理解美国”。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嘲笑美国。我们在观察剖析美国问题的同时，也是在警惕、反思自身是否会出现类似问题。反过来说，我们希望从美国社会的发展中获取经验，避免陷入某些陷阱。这种交流应该是互通的、双向的，并不是只有中国向美国学习，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目前这些仍是愿景，但愿景不能只靠表达，要靠自身实力和实际努力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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